公元1793年9月8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四），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的以乔治·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访华使团来到中国，参加当朝的乾隆皇帝83岁寿辰典礼。但在典礼上是否行三跪九叩之礼的问题，发生了分歧。天朝朝野上下普遍相信，洋鬼子之所以不肯下跪，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因为他们的身体有一先天的缺陷——少了一块膝盖骨而致无法完成跪拜。

　　这一事件，是中西文化正面接触的开端，它为日后中西文化冲突埋下了伏笔。然而，在这场相遇的游戏中，身体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

　　非我族类的洋鬼子，首先呈现出来的外表上的异质性：金发碧眼、身材高大、体毛浓重、体味异样等，与传说中的妖魔鬼怪相去不远。身体在直观上的或被想象出来的差异性，成为近代中国“国族意识”初级认同的基础。在乾隆时代，西方人对个人身体尊严的捍卫，而在中国人那里被释读为某种可笑的身体缺陷，身体的差异喜剧性地植入文化冲撞的结构当中。

　　在大约半个世纪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中国人因为在同西方对抗过程中的屡屡败绩，技术、制度和文化缺陷，则转化为体质上的悲剧性的缺陷。“东亚病夫”的恶谥，成为100多年来中国人集体性的深层精神焦虑。所谓“中国身体”的形象，至今依然被笼罩在这种焦虑的迷雾当中。

　　在全球化学术语境下对于所谓“中国身体”问题的学术关切，是近二十来年的事情。正如古老中国与近代西方的文化相遇之初所遭遇到的是两种不同的身体经验的误解和冲突一样，西方文化理论对于中国身体的理解，也往往陷入一种难以理喻的困境。美国学者冯珠娣在谈到身体问题时指出：“中国是没有‘身体’的。”

　　毫无疑问，较之古希腊罗马，中国古典文化中的身体形象显得较为暧昧模糊。在中古时期广漠的景象中，人的身体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细小物事，其地位与一块石头、一株树或一头牛相当。中国身体的暧昧性，成为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冯珠娣进一步解释说：“我的意思是中国没有笛卡儿式的身体，在中国不可以像笛卡儿那样把身体看作与精神完全分开的那种纯粹的身体。”

　　也有汉学家试图从另一路径来理解“中国身体”的特殊性。“黄帝身体”是美国汉学家费侠莉在《繁盛之阴》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用来指称古典中国（前现代阶段中国）的身体建构。在古代中国医学经典《黄帝内经素问》中，借黄帝之口，描述了古典时代对身体的基本理解。所谓“黄帝的身体”，乃是将身体视作古典中国宇宙观中的“气”与“道”的容器。这一身体塑型目标，可由儒家的道德化的规约——“修身”、道家的神秘化修炼——“内丹”和中国功夫的身体控制技术这三者的混合来实现。

　　中国身体的现代塑形，始终在外部支配和内部调控之间摇摆。在现代化的文化冲突中，身体也成为不同的文化观念和政治权力冲突的战场。来自公开领域的国家意识形态倾向于通过外部，以现代科学原理来组织和调控公众的身体形象，完成身体的现代性转型。而来自私人化的领域民间传统观念，传统的养生术、气功、秘方和秘技，依然强有力地支配着中国人的身体观和生命观。江南体育平台